2012年12月13日晚上七点，受厦门大学中文系的邀请，曹顺庆教授在人文学院320会议室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题为“话语权与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讲座，本次讲座由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王诺教授主持。

“话语权与中国文学史研究”是曹顺庆教授的一个新题目和新思考。在他看来，从中国古代文学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其间有很多难解之谜。比如：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歌有着深厚的传统和积淀，然而在西汉时，人们熟读《诗经》却不进行诗歌创作；先秦时期，儒墨是显学，但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却没有墨子传；《文心雕龙》作为诗论的经典，全书竟没有论及陶渊明；白话诗在古代就已出现，唐代还有一个白话诗派，然而通常意义上，大家都认为白话诗是五四运动之后才出现的；有关“诗庄词媚”的说法的困惑；中国古代有许多优秀的小说（比如《金瓶梅》）的作者不署真名；中国现代文学史，事实上是一部中国现当代白话文学史，运用文言文进行创作的至今存在却不得入史，等等。曹教授所列问题生动、具体而丰富，一下子就引发了大家的兴趣。曹教授指出：这些问题集中到一起至少跟一个问题有关，那就是“话语权”，所有的历史、人类的文明史都跟话语权有关。接着，曹教授便对这些困惑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思考。

《诗经》中的“毛诗序”一直被尊为“千百年来神圣不可侵犯之宝典”，《诗经》中凡是涉及恋爱内容的，“毛诗序”皆以“美刺之用”对其掩盖，“毛诗序”这套话语的形成对后世的影响非常大，然而数千年来，无人敢反抗。直到东汉末年，《古诗十九首》出现，中断的诗学传统才得以继续，事实上这便是儒学衰微，其话语权松动的表现。

儒、墨两家是先秦时期的显学，墨家注重科学、逻辑，使得当时成为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然而司马迁在《史记》中却没有提到墨子。曹教授认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得儒家掌控了话语权，而墨家思想是与儒家思想对立,使得司马迁在《史记》中不能入传墨子。汉代进行了几次大的思想论战，比较著名的便是围绕屈原与《楚辞》展开的论战，比如，淮南王刘安是赞同屈原《楚辞》的，班固和杨修则与其意见相左，然而他们运用的评判标准都是儒家传统，这种现象是比较有意思的。古代文言话语权实际上就是儒学的传统，中国自古不仅有文言创作，也有白话创作，直至现今二者也是并存的，只是中国的文言话语特别顽固，但是待到五四打倒文言霸权之后，又形成了白话的霸权，所以，话语权的争斗一直存在。

而关于“诗庄词媚”的说法，曹教授指出：中国有着长期的诗学传统，诗歌、散文是正统，而戏剧、小说都是被压制的，皆为“小道”，词也一样，因此，词又被称为“诗余”。这又与中国古代文人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在古代，人们一方面强调男女授受不亲；另一方面又施行一夫多妻制，二者并置的矛盾使得中国古代文人有着两张面孔：一方面知识分子要担负国家重任，加上儒学的传统使得他们通过诗来表达自己的人生理想与抱负；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状态又使他们运用词以抒发情感和描绘日常生活。所以，“诗庄词媚”是同古人真实的生活面貌、内心世界以及人格分裂密切相关的。

接着，曹教授指出，虽然现当代认为自己是反传统的，但在反传统之下的思维是传统的。他以新鸳鸯蝴蝶派的小说为例谈到：这类小说在当时是很受市民推崇的，但是有些知识分子认为这一派的作家都是“文丐”、“文娼”，因此对他们进行打压，使得这些通俗小说在大陆绝迹，这其中就有着话语权的争斗。最后，曹教授又谈到中国有没有史诗这一问题。有人说《江格尔》和《格萨尔王》就是中国的史诗，但也有人不赞同这一看法，理由是少数民族文学并且由民间整理成书。对此，曹教授指出，中国古代文学史是相对残缺的文学史，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文学史自然应该包含少数民族的文学。而《格萨尔王》在宋代就已经成书了，但在元明清时期都没有入史。最后，曹教授提到，解开这些历史谜团，不仅有利于我们看清中国文学史，也有利于我们正确对待现今要面对的一些新问题。曹教授幽默风趣而又不失犀利的演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曹教授的演讲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接着，曹教授回答了学生的提问。

最后，主持人王诺教授做总结发言，他不仅谈到了的感受，也对在座同学的提出了建议，王诺教授首先谈到：曹教授的问题意识超强，从中国文学史给我们带来的困惑谈起，可见曹教授深厚的中学积累，这给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做学问要善于、也要敢于提出尖锐的问题；其次，曹教授运用了非常丰富、生动而又具体的实例为我们讲解了话语权的存在对于我们的知识和文化传统的影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再次，曹教授的讲座让我们看到讨论问题要选取一个好的切入点，不是面、也不是散点的集合。这个切入点要有一个广度和深度，即它具有向横向和纵向上扩散的可能。最后，曹教授的演讲也启示我们思考被话语权控制的思想体系的价值和合理性以及其对已有话语体系的普适性。王教授请大家以更加热烈的掌声感谢曹顺庆教授为我们带来的演讲。最终，这场讲座在愉快自由的气氛中结束。(文：张淑侠；摄影：李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