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16日至19日，“第7届中国地域文化与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召开，这次会议由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韩国汉阳大学人文学院、韩国汉阳大学中文系BK21研究组主办，厦门大学中文系、厦门大学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汉阳大学中文系协办。来自美国、韩国和台湾等地的嘉宾代表近60人出席了此次会议，其中含14位境外代表。研讨会开幕式由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中文系林丹娅教授主持。出席研讨会的中外师生济济一堂，围绕三个方面的主要议题“中国东南方言”、“中国东南地域文化与文学”、“中国东南地方戏曲”展开了热烈的学术研讨、交流活动。

 此次研讨会共开设5场学术报告，每场学术报告均由中外双方学者共同主持。

研讨会甫始，韩国著名音韵学者、韩国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韩国中国语教育学会会长、汉阳大学中文系主任及BK21研究组组长严翼相教授提交的论文《百济汉字音和闽语的来源》，一开场就引起了与会者浓厚的兴趣。严教授通过对韩半岛三国时代高句丽、新罗、百济三国中存在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七世纪之间的百济国的汉字音与中国各方言语音共有特征进行量化统计对比，得出一个令在座厦门学人为之振奋的结论：百济汉字音与厦门方言最为接近！其次百济汉字音与潮州、福州等闽方言相近。百济汉字音声母和闽语声母共同保留了如下几个系统性特点：a.章组未变(部分厦门话白读)；b.知端不分；c.无轻唇音；d.浊音清化；e.喉擦音塞音化(部分厦门话)x->k-；f.见组不腭化k->tɕ-。但同时严教授认为“闽语不太可能是百济音的直接来源”。他文中援引了我院李如龙教授和邓晓华教授的学术观点“李如龙(2003:194)还指出最早移民到闽地的汉人是东汉末年三国东吴时代的吴人和东晋南迁的北人。他认为‘东吴人入闽既有官方的组织也有民间的自发行动，应比北人辗转入闽的多’”。“邓晓华、王士元(2009:114)最近从宏观的角度分析闽客方言的来源以及历史层次的问题。他们指出有关闽语白读音层次问题的过去研究都是以汉族中心主义的立场出发的汉语音韵学的角度进行分析的。他们考虑了方言和古代地理、文化区域之间交互作用，说明‘闽语形成于汉唐，其底层反映有原南岛语、南亚语成分’。”严教授认为台湾岛原住民的南亚语和南岛语对台湾闽南语的形成或有一定的影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闽南语研究专家、原美国中文教师学会会长严棉教授（Prof.Margaret M. Yan）的专题论文《汉语方言中精庄章知四系的分与合》（The Divergence and Mergence of the Jing-Zhuang-Zhang-Zhi Series in Chinese Dialcets），通过对EOC谐声、OC上古音、MC中古音、EM早期官话与64个方言点的精庄章知四系的音点语料的比较分析，指出在四系的分合上，南方方言和北方方言的演变方向是有分歧的，其分合可把汉语方言分成两大支群：(I)左分支(Left Branching)―精系与其他三系分立；(II)右分支(Right Branching)―精系与其他三系合并。左分支主要是官话方言，部分晋语、老湘语和四邑话等。右分支包括大部分的南方方言：部分晋语、吴语、湘�、粤语、客�方言、徽语和闽语。严文通过分析精庄章知四系的塞音和塞擦音在现代汉语方言的音韵表现和它们的演变，得出两条泛汉语方言的通则：(1)鼻音和塞音声母的演变主要是发音部位由前向后的移动；(2)擦音和塞擦音声母的演变主要是发音部位由后向前的移动。前者跟日母字(严棉1999,2010)和鼻音韵尾的的演变(陈渊泉1976)是一致的。本研究结果也指出，南方方言不只闽语保留上古早期的端母舌尖塞音的痕迹，还有很多赣语和少数客方言也保留这个特征。严文引用了我院中文系黄典诚、李如龙等教授的方言学观点：“黄典诚(1993)根据前人的研究成果，补充并提出他的看法―舌头音端透定声母从上古到中古曾经三次分化”“（除了闽语外，）在少数南方方言中，如吉水、宜丰、醴陵、平江等赣语，把中古塞擦音精、清、从声母有念成 /t-, t’-, d’-/ 或 /k-, g’/的。客方言西河(广西)也有把清、从、邪、初等念成 /t’-/ 的. (李如龙,张双庆1992)。”严棉教授流利的闽南语发言使与会代表倍感亲切、赢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与会中外代表发表的有关东南方言的论文还有林寒生的《闽语中的古方言词探源》、钱奠香的《方言比较看闽粤客侵、缉两部共有的几个同源词及其语音存古遗留表现》、李无未与许彬彬的《�东音谱�(1719)所记汉语方音问题》、刘镇发和汤翠兰（澳门理工学院）的《由性忌讳引起的中国东南方言特殊音变》、金美的《闽南语与韩国语成语语言特征初探》、许彬彬的《闽南方言否定词的比较分析》、张小柳的《赣语新余方言“X+人”式形容词研究》、陈文备的《“衣裳”中的“衣”――上海话中从/i/到/ɿ/新变化的一个案例分析》。会上还发表了其他方言与语言的论文：曾良的《古籍俗写的语义解读》、李莲花的《上声在本调为上声的轻声前的变调》、李贤�的《韩国语摩擦音‘ㅅ[s]’‘ㅆ[ss]’与汉语摩擦音‘s’‘x’的对照研究》、杨正超的《由唐河方言中否定动词“没得”[mu24 nᴇ42]及其来源说开去》、徐聪的《�洪武正韵�对�正字通�又音的影响》、李光杰的《�东北鼓儿词选―韩小窗专辑�张兴唐先生批注“东北方言词语”考辨》、陈敏的《明清小说方俗语词札记》、陈思的《模糊性股评用语探析》、梁浩衍的《“猩猩”不再是单纯词》、李知银的《青少年使用网络语言的现状及其规范研究》等。

《闽南文学》一书的作者、我院中文系朱水涌教授的论文《闽南文化的构成与闽南文学》，成为研讨会第二个主要议题“中国东南地域文化与文学”展示出的一个富有冲击力的学术亮点。他认为，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中原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累积成为闽南文化的主体；边陲性与海洋文化的特征，构成了特殊的闽南地域文化的连续空间景观；闽南文学形象的建构，包含了仁爱、忠义、慷慨豪气的主导美学性格和海一般开阔、自由和勇于创新的文学想象意识。

台湾国立台北教育大学（National Taipei Education University）人类学系宋龙生教授（Prof.Lung-sheng Sung）的《台北盆地不同闽南方言群的宗教信仰》（Religious Belief of the Southern Min Groups in Taipei Basin），阐述了位于同在台北盆地西南隅彼此相邻的两个福建移民为主体的市镇，经过300年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形成的树林世俗型（或集市型）和三峡精致型（或观光型）这两种不同庙宇类型的宗教信仰现状。这两个相邻的市镇，一个是以同安移民为主体的、崇拜保生大帝为地方最高神明的“树林”，其宗教信仰的代表性庙宇是济安宫；另一个是以安溪移民为主体的、崇拜清水祖师为地方最高神明的“三峡”，其宗教信仰的代表性庙宇是祖师庙。中国人类学学会秘书长、我院人类学与民族学教授、客家语言文化研究专家邓晓华与其博士生赵晋合撰的《搭建客家文化展演的网络平台――“客家・土楼”数字博物馆建设概述》，论述了作为中国数字科技馆一部分的、由邓教授项目组承建的“‘客家・土楼’数字博物馆”的建设规划和进程。邓文结合该馆的建设实践和社会评价，对客家文化与数字博物馆这一新兴形式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探讨，并介绍了作为国家科普资源的共享平台的中国数字科技馆和数字博物馆的相关概念。厦门大学现当代文学教授王宇的《地域文化身份与性别――从李昂�迷园�到施叔青�台湾三部曲�》，从台湾承前启后的女性主义作家李昂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迷园》与“为台湾历史写出大河小说”的新世纪施叔青的《台湾三部曲》之中的《行过洛津》和《风前尘埃》入手，借鉴女性主义地理学关于空间和性别之间的关系不可分割的视角来讨论地域文化身份与性别身份（Gender Identity）之间的纠葛。印证了将性别身份与地域文化身份互相置换、转喻，成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女性小说重要叙事策略的这一文学事象。另有两位学者胡旭和张治关于闽地文学研究的论文《论刘克庄的悼亡诗词》、《林译小说的闽籍合作者――以福建船政学堂师生及其子弟为中心》，着眼于闽籍莆田人、南宋著名文学家、诗人、词人刘克庄与闽籍福州文人林纾及众多的闽籍口译合作者们的生平、文学成就和历史贡献来展开论述，令与会者强烈感受到福建地域文化与文学的独特魅力。另有李菁的《流水诗意：唐诗中的江河意象分析――以长江、黄河、湘水为考察对象》与詹�的《赣傩及其面具形象的文化内涵》从各自的研究视角精辟生动地展示了闽地以外的东南文化与文学的特征与风貌。韩国学者们的论文，则从与我国东南文化与文学有历史影响渊源关系的韩国文化与文学的角度，来展开其富有见地的论述。如韩国汉阳大学徐元南教授的《韩中使团的文化交流――以清代朝中文化交流为主》、高光敏教授的《后代对韩愈驱鳄事件与�鳄鱼文�之接受研究》、李光哲教授的《韩国故宫的柱联初探》等。

研讨会10月16日至19日召开期间，恰逢中华文化联谊会、福建省闽台文化交流中心、厦门市两岸交流协会、台湾财团法人廖琼枝歌仔戏文教基金会共同主办的“海峡两岸民间艺术节”于10月15日至19日在厦门举行，白天参会的研讨会代表、尤其是戏曲研究专家们兴致勃勃地观看了晚上的海峡两岸歌仔戏、高甲戏、布袋戏、民俗技艺及客家音乐等的盛大演出。研讨会的第三个主要议题“中国东南地方戏曲”的论文报告即由厦门大学郑尚宪教授及其博士生林聪辉的《闽南竹马戏考述》首开其端。作为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闽南竹马戏研究》阶段性成果的这篇长达一万余字的参会论文，融田野调研与文献考证为一体，较为详尽地考述了“竹马戏”（又称“子弟戏”）这一发源于福建漳浦、华安等县，流行于周边的长泰、南靖、龙海、厦门、等地以及金门、台湾省的古老的地方剧种。郑文认为，竹马戏也是中国南戏之一，其源头是闽南竹马戏中一类只有丑、旦或生、旦两个脚色的原始古老的民间“小戏”――“弄仔戏”，竹马戏的形成时间当依据 “弄仔戏”的形成时间而定，而“‘弄仔戏’极有可能便是南宋时期漳州杂剧的遗存。”上世纪50年代谢家群在华安县玉山乡白玉社初次田野调查所发现的古老的“白字戏”，经80年代陈松民（陈称之为“南管白字戏”）进一步调查后，被证实与竹马戏相近，郑文认为二者极有可能存在传承关系。郑文考清乾隆《海丰县志》及《中国戏曲志・广东卷》载：与福建相邻的粤东海陆丰由元朝末年闽南入粤带来的竹马戏也是民间小戏剧种，用闽南方言唱念。台湾学者邱坤良也论证了清代竹马戏也在台湾流行。由此郑文认为，形成“小戏”后的竹马戏因受到漳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条件不如泉州和莆田的音素影响，因而后来没能像泉州杂剧、兴化杂剧那样发展壮大为梨园戏和莆仙戏这样的 “大戏”。郑文还认为，康熙、乾隆年间漳州、龙溪、平和、南靖等的《府志》《县志》所记的竹马灯（竹马舞）是舞蹈和社火游艺活动，而并非是竹马戏。此类“竹马舞”流传至今，在南靖等地仍有演出。清初盛行于漳州、至清末民初达到鼎盛的竹马舞，推动了闽南竹马戏的发展。竹马戏兴盛之时，甚至对闽南的其他地方剧种如四平戏、高甲戏等也产生过不小的影响。竹马戏唱腔庞杂、兼收并蓄，有原始朴素的民间小调，有细腻缠绵的南曲，也有遒劲高亢的梆子腔。郑文最后论述了闽南竹马戏艺术质量停滞不前、由盛至衰的4大原因：一是以竹马为道具、身缚竹马进行表演，幼稚粗糙、尚未虚拟化；二是学习其他兄弟剧种时未能充分融合消化，造成雅俗难融，甚至是“四不像”；三是演员文化水平不高，对唱词、道白理解不深，艺术生命短促，传授的技艺水平也低；四是闽南历来有“戏窝子”之称，剧种众多，尤其是歌仔戏，群众易懂易学，爱听爱唱，而相比之下、闽南竹马戏难唱难学，故业余和专业剧团纷纷改唱歌仔戏，竹马戏逐渐被取而代之。闽南竹马戏亟待发掘整理、抢救扶持，为了保护这一濒临灭绝的古老剧种，竹马戏已被列为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闽南漳浦县于2009年1月被评为“全国竹马戏之乡”。研讨会上，韩国汉阳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所长、著名的中国戏曲研究专家吴秀卿教授发表了《从福建政和四平戏看民间文学的传承――以�白兔记�为例》，通过其2009年3月对福建政和县杨源乡杨源村四平戏�白兔记�进行的田野考察，以及将复印回来的手抄本与手中的《白兔记》诸本进行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明末清初随江西移民的迁入而传入闽南、曾经是漳州主要民间剧种之一四平戏，与梨园戏和莆仙戏一样都仍保持了南戏在民间的传统，四平戏《白兔记》不仅继承了明成化刊本的系统、也继承了富本系统，还继承了一些明清弋阳青阳演出本的特征，是兼取众长的一个复合系统，结合了民间舞台演出的开放性与书面、口头传承的保守性。《大明天下春》和《乐府万象新》改编后称为《咬脐记》而省掉了白兔关目的，川剧高腔强调“红袍”关目而改编为《红袍记》的，过去的学者认为它们都是各自独立的系统，吴文经过详细的对比分析后，认为它们文字表述如唱词及宾白等虽有差异，但都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是同一系统。中外学者继后陆续发表的戏曲、戏剧研究的论文还有：杨惠玲的《明清之际家乐演出北杂剧考论》、赵春宁的《�西厢记�说唱文学:解构唯美的经典，走向世俗的狂欢》、张世宏的《妈祖文化与闽台戏剧》、韩国汉阳大学张姬宰的《高行健戏剧语言表现论研究》。

在热诚而融洽的气氛中，韩国汉阳大学吴秀卿教授主持研讨会闭幕式，联合主办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与韩国汉阳大学人文学院互赠礼品和图书资料。闭幕式进行到最后一项议程“综合讨论”时，三个方面的议题相与为一，与会的师生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各种论点、语料、研究方法新意频出，互有启发、相得益彰。研讨会上共发表论文40篇。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中国东南地域文化与方言研究探讨的对象恰处于厦门大学所在区域，这次会议不仅展示了厦门大学在此领域的传统学术根基和取得的创新性成果，而且还通过扩大国际学术交流视野、使之不断深化的方式，给厦门大学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更大的鞭策和激励。

                                          （中文系金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