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依然在延续

――悼念应锦襄老师

汪 舟

在这盛夏之际，满眼郁郁葱葱，到处蓬勃着生命的景象，不料从异国他乡传来应锦襄老师去世的消息，让人对生命的流逝感到惋惜，对老师的离去感到依依不舍……

我此前就已知道应老师在美国动了手术正在住院治疗，我还和几位同学发去邮件表示慰问，祝愿老师早日康复，还能像往年那样，来北京访友，与同学们欢聚。

遗憾的是，这样的约定已经无法实现了，留在我记忆里的是前几年应老师来北京与同学聚会的情景。那年应老师来北京，中文系77级、78级、79级的一些同学设宴招待老师，我也参加了。应老师见到同学们特别高兴，还是那么健谈、那么亲切。之后我和李清陪老师走访了当年与张爱玲齐名的老作家梅娘，应老师还特地送给梅娘一双布鞋，说是年纪大了，穿布鞋走路比较舒服。

应老师曾对我们说，她走动没问题，会到国外游历，也会再到北京来探亲访友、看望同学。听说后来她又来北京一次，可惜我好像在外地出差，未能相见。像应老师这样心系学生，利用机会来北京看望学生的，在厦大老师中似乎并不多见，这也很让我感动。我深深感到，师生的情谊常常在一通电话、一张贺卡、一封来信、一次见面……传递着、延续着。

对我而言，应老师不仅仅是授课的老师，还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辈。我是厦大子弟，应老师几乎是看着我长大的。小时候我常到应老师家找“小弟”玩。我高考的时候应老师辅导过我的功课。记得当年我有一篇作文是用第一人称叙述的，但文中又混杂第二、第三人称。应老师很认真地指出了我的错误，从此我知道了写作的叙述角度。

大约是上世纪70年代初期到中期，厦大老师陆续从农村、干校调回，大多数被安排住在芙蓉四，我家和应老师家都住在三楼，成了邻居。当年我常跟左右邻居的老师学做菜，应老师曾教我如何烤制蛋糕。后来老师们的住房条件改善了，陆续搬离出去住进了新居。应老师家分别住过旧白城、凌峰、新白城等处。

应老师家是我和一些同学喜欢造访的“文学沙龙”。在那里，我们一边喝茶喝咖啡，一边听应老师谈论对文学的见解，气氛轻松愉悦。应老师的丈夫芮老师同样热情好客，常常会留同学吃饭，几道小菜、几杯小酒，其乐融融。应老师家住一层，门前有一小块园地种了许多花，可以搬几把凉椅坐在园子里聊天。这种气氛、这种环境，按现在的说法是很有些“小资情调”的，让我们这些20岁左右的“文学青年”颇为向往。

应老师用比较文学的方法给我们讲授西方小说和现代小说，她视野开阔，学识广博，信手拈来，生动有趣；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还存在不少政治禁区和条条框框，她却让同学们接触到了除左翼作家之外的许多著名作家及其作品，丰富了同学们的知识。

如今，应老师走了，我们再也听不到她那爽朗的笑声，听不到她那带着文学意味和人生智慧的言谈；我们再也享受不到在她的客厅和花园里所营造出来的那种温馨雅致的情调，再也品尝不到应老师和芮老师为我们准备的虽然简单，却又很有特色、很可口的菜品和点心。应老师那种淡定脱俗的气度，那种文学生活化和生活文学化所散发出来的魅力，以及师生互动所产生的那种心灵上、精神上的愉悦与感动，已经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了。

我听说应老师的遗言写道：“我的人生很不成功。我感谢上苍给我这个职业，使我生活充满探索的快乐。”她感谢家人朋友，最感谢学生。我想，“人生很不成功”是应老师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感慨和遗憾，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一代知识分子遭受太多挫折，他们的抱负和才华无法充分施展。所幸的是，正如应老师所言，她在教学中获得了人生的快乐与满足。

从人类繁衍的角度看，父母的生命通过子女而延续，生生不息；从人文精神的角度看，老师的风范与学识，通过一批又一批的学生而传承，老师的生命依然在延续……祝应老师在天之灵安息！

汪舟

2011年6月30日

本文作者：汪舟，厦大中文系83届毕业生，现任国务院台办《两岸关系》杂志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