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清>

    我郑重其事的写下这个标题，是为20多年前我不谙世事时犯下的一个错误补过。1983年夏天，我和同窗朱二兄直接由本科考取厦大中文系许怀中先生的研究生，但许先生未等我们入学，就调到省里任职，我们被另行安排给应锦襄先生来带。三年里，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上，我从老师那里得到太多太多，应老师家温馨的客厅也成了伴随我成长的乐园。可以说，因为偶然我成为应老师的学生，是我成长历程乃至一生中最大的幸运，我把它看作是命运的惠赐。然而名义上，应老师依然不是我们正式的导师，她也从未去要过这个名分。但那时我过于年轻也循规蹈矩，在填写毕业论文的封页导师那项时，我以为要按照招生时的规章去填，就只填写了许怀中先生。但毕业后的某一天，我忽然醒悟自己那时的行为很可耻懦弱，对应老师是那么的不公平。这个歉疚压在心里20多年，我没有当面向应老师道歉，也许应老师并不以为意，但我一生都不想原谅自己。

半个月前，之桦学姐给我来了电话，说刚从美国应老师处回来，我主动提出去拜访她，内心就是想多了解应老师的状况。在叶府，之桦大姐详细的告诉了我应老师这次病情的前因后果，当我听到应老师已经转到普通病房，并且可以和他们笔谈了，我坚信老师会很快康复起来。是的，应老师在我们所有学生的心目中都是最生机勃勃最有生命力的人，她是那样的意气风发，和她对比我们则更显暮气和倦态。然而25号晚上刘正明学兄的短信让我彻底的懵了，我电话他证实了消息后，感到从未有过的慌乱和空落。给几个关心应老师的同窗电话，我极力控制自己的泪水，极力让自己声音听起来平静。我对痛哭的子潮和丹娅说：别这样，应老师不喜欢我们这样送她，她会希望我们开心如常的生活下去。这样说着时自己却哽咽不已……

其实很早以前就要写一篇关于应老师的文章，我一直问丹娅“7901”的纪念文集什么时候出，我还要来一篇应老师的。因为我的厦大生活、我的青春往事，有一半是和应老师联系在一起的。

以建和子潮师兄的悼念文章看得我满眼是泪，但我想写一篇不同情调的文章来缅怀老师。我很愿意这篇文章让天堂里的应老师看了，像平时一样发出富有魅力的笑声，或者至少是心照的微笑。是的，我的导师是那么的特别，就像她留下的遗言一样，境界高远朴实，而这些于她又是那么的自然。

第一次听应老师讲课还是在大学三年级时，有一回现代文学的选修课是她来开讲。记得应老师给我们讲的是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在那之前我只是风闻过我们系有这么一位特别的教授，但没有见过。应老师的讲课效果大家都知道，我只记得那天教室里座无虚席，大家都聚精会神的听着，不时被应老师的生动比喻和有趣的细节讲解逗得哈哈大笑。我心里暗暗纳罕，因为我还从来没听过不是用中心思想、深刻有力揭示等套语来概括的作品鉴赏课。但那时，应老师这样雍容优雅气宇不凡的教授，于我的世界很遥远，在“惊鸿一瞥”中就成了往事。

但我没想到一年后，我阴差阳错的成了她的研究生，我把这看作是宿命，一种我生命中的必然：一个我仰慕的、以为不可企及先生（包括芮老师）忽然成了我生活中可亲可感的师尊，而我也因此多了两位在一生中有亲人情分的师兄：李以建、盛子潮。

去过应老师山上旧居的人都记得芮府后院别有洞天的花园吧？我至今犹记得第一次发现时给我的“惊艳”：那天我如常敲开老师家普通的单元房，家中帮忙干活的佣人，带领我穿过房间过道，推开通往阳台的后门，我走了进去，顿时被眼前看到的情景给惊住了：一株株杂树、灌木错乱有致的生长着，不知名的藤条小花随意的垂落在与外面小路隔离的栅栏上，花园中间浓密的藤萝架下，应老师坐在摆放有小小紫砂茶壶的小木桌旁，悠闲的品茗看书，等待我的到来。我当时的感觉不亚于陶渊明写的武陵人发现桃花源的惊异和奇妙。

这种巧妙利用简陋的居住环境，构建出这样一个舒适美妙的“花园”，实在是太巧夺天工了，应该在厦大是独一份吧？我不知道这个花园最初是由谁构想建造的，但应老师就一直有用随意的配搭就把房间和周围环境弄得舒适合理典雅自然的本事。比如各种不俗颜色的布块搭配，一张挂墙上的装饰画，一把靠窗的椅子等等。后来他们搬到白城去住，客厅倒是很明亮宽敞了，我却一直惋惜那个别致的“花园”，很快他们利用自己最靠近边角住宅的“优势”，用竖条的栅栏铁门，隔出一个安静的依然垂挂藤条的院落，这个别出心裁的小院落，引得一群野猫“垂青”，它们天天准时光顾芮府，镇定自如的吃两位老人为它们准备的猫食，到最后还有一只刚做了妈妈的野猫，叼着刚生下的两只小猫前来“托孤”，自己则自由自在的继续在外游荡了。我毕业后有一年回校，就荣幸的看见这两只小猫舒适自在的卧芮府的沙发上享受着阳光。

研究生三年时光，应老师对我学业上的启蒙，就如我无意中走入她家美妙的后花园一样，她为我打开了一扇别有洞天的学术大门。她给我们讲张爱玲、徐圩、废名、施蜇存等等，一个个教科书上没有出现过的名字，都如数家珍般的出现在我们面前，如汩汩流动的清流，进入我们干涸贫瘠的学术田地。她的记忆力惊人，讲到许多出彩的段落，竟然能一字不漏的背出来。我至今犹记得她讲到张爱玲的《金锁记》，讲到曹七巧本来有一个能得到她暗恋了一辈子的小叔子的机会，但她一下子洞穿了小叔子想诱骗她钱财的心理，把他打跑了，曹七巧飞快跑到窗前，去看走在弄堂里小叔子的身影，“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一样钻进他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应老师准确无误的把很长的原文都背诵了出来，一字不错。我都听呆了。假如那时我能成熟一些，多些生活的阅历和经验，我会对老师所讲的作品理解得更深刻透彻一些，我也能和应老师有更多的教学互动。这是我毕业多年后领悟到的。

应老师博闻强记，学富五车，无论是在上课还是在闲聊时，她都能将古今中外的典故名诗名句，信手拈来，举一反三，让人不得不拜服。她还能说出许多奇奇怪怪的如世说新语般的故事，和她谈话聊天，你无时不感到自己在享受一场美味丰盛的大餐，长许多见识不说，还能潜移默化的得到许多看世界的新角度。有一次我和两位师兄还有丹娅在芮府吃便饭，陪芮老师喝酒，我们边喝边看电视，我看到电视中在放京剧，便很浅薄的说：京剧这个剧种真不知有什么意思，节奏又慢，故事又无聊。应老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说：有时候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然后她和我讲京剧的丰富的表现形式，讲身段，讲唱腔，讲几个京剧名家。我一直记住应老师这句话，每当偏激时，我常自省自己是否又犯了老师说的毛病。毕业后，我也特意买了一些传统的京剧来鉴赏，虽然还是门外汉，但居然也能从武生表演中看到“媚”，也能哼几句梅兰芳的“看大王和衣在帐中睡稳”……

每次应老师讲完课，芮老师就笑眯眯的上来对我们说：你们跟她学，也跟我学学。然后把我们引到饭桌上，摆上几个酒杯，给我们斟上酒，就着桌上的花生米和小菜，就喝起来。这些酒有时度数很高，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酒能像刀子一样从喉咙割下去。后来毕业后有一天，我顿悟到东北的“烧刀子”，大约就是形象的形容酒性烈，像喝刀子一样锋利。芮老师成功的把我和子潮培养成了能喝酒的弟子，而以建则天生对酒精过敏，弄点啤酒就能灌倒他。而我也是在老师家尝到平生第一次酒醉的滋味。那天路过芮府，我一见客厅灯光明亮笑语喧喧，就推门进去，原来是著名的散文家黄苗子、耿庸从北京远道而来，以建和子潮还有水涌兄都在作陪。我一进去，两位老先生嘴里喊着“迟到了”，不由分说就灌我好几杯，大约喝得太急，我一下子觉得酒精在胃里灼热起来，应老师看我有些不胜酒力，就吩咐上西瓜给我吃，我意识到自己可能要醉，赶紧和两位师兄告辞出来，一路上我的双腿软绵绵的，感觉像踩在棉花上，我就笑着和师兄们说：我在踩棉花，你们也在踩棉花，众人看我的醉态都大笑……后来我把这个段子和远在北京进修的丹娅说，丹娅还把它写进小说里。

三年的时光，不知在芮府吃了多少的饭，过过多少快乐的节日，留下多少难以忘怀的回忆。有时我和丹娅从外面回到宿舍，就会看到门上贴着芮老师的字条，要我们回来后去他家吃完饭。我们一声欢呼，就蹦跳着去享受美食，到了芮府敲开门，芮老师就乐滋滋的迎上来：我又创造了一道作品。然后就把自己新发明的菜肴给我们端上，这时应老师也往往亲自指挥保姆炒上几个菜来招待我们。印像中应老师最拿手的是拌沙拉，那可真是我吃过的最美味的沙拉。

芮老师有句名言：好菜不如好酒，好酒不如好友。我把这句话不仅广为宣传，还把它们写进了自己创作的剧本里做台词。芮老师常常拉着我们去参观他的酒窖，其实就是一间放杂物的小耳房，里面也的确放着不少芮老师收藏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酒类。所以毕业后我到北京工作，最初几年看到商店里有没见过的奇怪的酒，就托人捎给芮老师。

应老师平时对我们很宠溺，有一次她去香港开会，回来给我们各自都带了礼物。以建、子潮和水涌兄得到的是人手一件的很东南亚风格的花衬衫，然后他们三剑客齐齐穿着在校园里晃荡，甚是壮观。丹娅得到的是一条淡蓝色花底的典雅长丝巾，而我是一件十分时尚的大袖子花点套头短袖衫，这件衣服最特别的是脖领处是用一条细丝带穿一圈，所以脖子到胸口处可随意大小的收放。我喜爱极了，很拉风的穿着它到处去炫耀。

但学习上应老师对我们要求很严格。刚开始跟随她时，有一次她布置我和朱二看一篇作品，然后来谈感想。可是那时我们很幼稚无知，竟然在应老师要求我们讲体会时，互相推诿，并称自己没有准备好。应老师顿时不悦的放下脸责问：你们为什么不准备好？从那以后我们都老老实实的，认真的准备功课，不管怎样都会发言，即使讲得磕磕巴巴，应老师也十分耐心的听着，和我们讨论着。二年级时我到北京为论文查资料，因为男友在北京工作，我就在北京耽搁了很久没回校。应老师急了，要系里立即催我回来，我后来当然受到了批评。可是关键的时候，她又十分维护自己的学生。因为以建师兄论文没有顺利通过（这事以建在文章里详细说了事情的始末），她很担心我答辩时也出现状况，正好我的论文是谈鲁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比较，她不避嫌的把芮老师安排进了答辩委员会，因此我的论文答辩得以顺利通过。其实我自己很明白，如果没有芮老师参加，可能也是岌岌可危。

毕业后，应老师时常有机会来北京开会，或者看望芮菁，加上我时常回福州探亲，顺便回母校探望，所以我和应老师倒是这20多年相聚的机会很多。我也随时把生活中出现的困惑向她倾诉。有一阵，我经常出国或跑外地，和她疏于联系，她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问我：你很好吗？你今年主要计划是什么呢？常常想象你们喧嚣热闹的生活，充满活力，但又不能真正知道你们生活的具体形式，可见两代之间真是有些隔阂。特别是你，你似乎是在我的世界之外。你的消息常给我天外飞来的快乐。我几乎不知你是否还住在人间？

我连忙给她回信，对她说：元旦前本拟好好给老师写一封信，但坐在电脑前手抚键盘，竟不知该说些什么，或从何说起。思前想后，乏善可陈，真有些失去面对老师的勇气了。尽管疏于音讯，但思念之心却未敢忘怀。年底丹娅、子潮来京开会，三人聚过几次，丹娅等待开第二个会议的空隙，也在我这住了几天。三人在一起难免回忆在厦大的学生生涯，谈起以往过从甚密但现在却几乎失去联系的朋友，都有些前世今生、亦幻亦真的怅惋。但我们谈起老师，却那么亲切开心，于情感深处从未有半点陌生。在我自己，老师是唯一的属于亦师亦友的“朋友”。尽管毕业后相聚甚少，但在老师面前，我却可以敞开心扉，“胡言乱语”，从不怕暴露自己的无知浅薄，更从未有任何“代沟”的感觉。相反的，相比于老师激昂年轻的心，我常常惭愧自己老气横秋的落暮。

我毕业后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没有遵循老师“好好做学问”的教诲，相反的倒搞起电视剧创作，应老师后来也理解了我的苦衷，没有在这方面责怪我不务正业。只是笑着说：你和丹娅正相反，她由创作转入做学问，你本该做学问的，反倒搞起了创作。我对她说：没办法啊，我这简直是被逼无奈，为稻粱谋，落草为寇啊。应老师哈哈大笑。